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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誉为新中国“现代海军之父”和“中国航母之父”的刘华清将军有两位非常厉害的“亲家公”，一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——陈云同志；另外一位则是担任过贵州省委副书记、第二轻工业部部长的——徐运北同志。
关于陈云同志的故事，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，本期内容，文史君就跟各位读者聊一聊徐运北同志的故事。
徐运北，山东堂邑人，1914年出生，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自参加革命以来，徐运北便根据党组织的要求，在家乡积极从事革命工作，并于1935年2月参与组建了中共鲁西特委，他任书记，钱泊生任组织部长。
不过，徐运北并未在鲁西工作太久。1939年冬，已经是鲁西区党委民运部部长的徐运北，被确定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，准备赴延安参会。
按理，正式代表是需要召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的，但由于当时战事紧张，所以就没有按照流程进行，直接在鲁西区党委召开的地委书记扩大联席会议上就确定下来了。而会议结束后，区党委要求徐运北立即动身赶赴延安。
当天下午，徐运北就带着相关文件和一床薄棉被、两件衣服，骑着马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
事实上，从山东聊城到延安的路途并不算远，但由于战事紧张，他不得不四处辗转，最后花了近一年时间才抵达延安。
不过，在这期间，徐运北并不只是一味地赶路，在辗转来到晋察冀边区平山县后，他与“七大”山东代表团会合，并在这里得知了“七大”延期的消息，于是他便和其他代表们一起暂时留在北方局学习。
在此期间，徐运北详细研究了晋察冀边区的政权建设、群众动员、经济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，获益良多，而这对于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在北方局学习了一段时间后，徐运北便跟随“七大”代表团成员继续向延安进发，在抵达晋西北八路军一二〇师的驻地兴县县城时，他们还受到了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、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等领导的接见。
在兴县休息了几天后，徐运北一行又继续赶路，他们渡过黄河，途经佳县、米脂、绥德等地，最终于1940年9月底正式抵达红色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
在延安，徐运北度过了一段充实而难忘的时光。而这段经历，已然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来到延安后，徐运北被安排进入马列学院学习，次年春被调到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。
中央政策研究室，简称“政研室”，是由原来的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改组而来的，主要任务是研究党在统一战线中包括劳动、土地、锄奸、文化等各项政策。
徐运北的任务，就是一边学习，一边研究根据地的政策。在此期间，徐运北还根据自己在鲁西的工作经历，拟定并汇报了“锄奸政策”，而这也为他后来在冀鲁豫、赣东北，以及贵州等地的锄奸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在政研室工作期间，徐运北除了能参与很多政策的研究、拟定外，还经常能听到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老总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，尤其是毛主席的报告最令他印象深刻。
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几年间，徐运北聆听了毛主席作的很多报告，比如批判主观主义学风、确立实事求是原则的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的报告；提出整顿"三风"（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、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、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）的核心任务、确立整风核心原则（即思想建党优先性、"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"方针）的《整顿党的作风》的报告；以及《反对党八股》的报告等等。
主席作的这些报告，给徐运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，即便是几十年后，当徐运北回忆起这段往事时，总是感慨良多：当时深有振聋发聩的感觉，思想上的触动，至今记忆犹新……
在这之后，徐运北又进入中央党校参加了整风学习。
从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，徐运北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。在此期间，其无论是政治觉悟，还是理论水平，亦或是党性修养，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，而这也为他日后走上更高的领导岗位奠定了基础。
1945年6月，党的“七大”闭幕后，徐运北离开了延安，回到了冀鲁豫边区，先后担任过冀鲁豫区党委常委、区党委副书记、冀鲁豫军区副政委等职。
冀鲁豫边区不仅是徐运北的家乡，更是他参加革命以来长期战斗的地方，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加上经过在延安这几年的学习，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地得心应手。
在解放战争打响前，平阴、东阿等地区的减租减息、反对汉奸恶霸等斗争在他的领导下搞得如火如荼，使其成为了我军后方稳固的根据地，为后来支援前线作战打下了基础。
解放战争开始后，徐运北当上了“支前部队”的“总司令”，每次战役中，他都要认真研究部署，组织群众运粮送弹、救死扶伤、架桥修路，可谓忙得不亦乐乎。
但这仅仅只是他的部分工作而已，除此之外，他还要积极领导地方工作，开展武装斗争、进行土地改革、恢复生产等等。
尽管徐运北只在冀鲁豫边区工作了三年多的时间，但却为边区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1949年3月，徐运北奉命率领冀鲁豫边区3000余名干部，随杨勇任司令员、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的二野第五兵团南下。
同年5月，南下支队抵达江西上饶，并在这里成立了中共赣东北区党委，直属华东局领导，由苏振华任区党委书记，徐运北任区党委副书记兼赣东北军区政治委员。
那么，赣东北区党委为何不归江西省委领导，而直接隶属于华东局呢？
其实，这主要跟赣东北的战略地位有关。
众所周知，在解放战争后期，与闽、浙、皖三省毗邻的赣东北地区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首先，这里是江西著名的鱼米之乡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；其次，这里的交通线路四通八达，公路辐射闽、浙、皖诸省，是关键的交通要道。正因如此，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初期，该地区一直是国民党统治的重中之重。
上饶解放后，我军便占据了浙赣铁路中段，而这样一来，便切断了华东汤恩伯集团和华中白崇禧集团的联系，堵住了京、沪、杭敌人向西溃退的道路。
不仅如此，这里也成为了支援三野解放东南及沿海地区作战，以及二野准备向华南及西南各省进军的重要基地。
所以，在渡江战役打响前，刘伯承、邓公、陈老总、粟裕等总前委领导亲自接见了徐运北，当面下达了接管赣东北的任务，同时明确建立的赣东北区党委，独立于江西省委，直接隶属华东局领导。
徐运北仅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，就迅速在赣东北打开了局面，不仅顺利接管了景德镇、鄱阳、上饶等大中小城市，还组织了工人恢复生产、建立地方武装剿匪锄奸、组织支前等。
同年10月初，根据二野前委指示，准备组建中共贵州省委，并进军大西南。
同年11月10日，时年35岁的徐运北被任命为贵州省委副书记（省委书记为苏振华），此后又兼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。
同样，徐运北在贵州也没有工作太久，1952年底，他就被调离贵州，到卫生部担任副部长、党组书记。
1965年2月，时年51岁的徐运北被任命为第二轻工业部部长、党组书记。
从参加革命以来，徐运北的工作屡屡发生变化，但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工作岗位，他都能干得非常出色，且成绩显著，而这离不开他当初在延安时期的经历。正如他后来所说：
我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参加‘七大’……思想认识提高了，才能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，进行土地改革，全力支援解放战争……
特殊时期开始后，徐运北也曾一度受到冲击，身心受到了折磨，但他始终坚持真理、坚守理想，始终忠诚于党和国家、人民，坚贞不屈。
1973年复出后，徐运北历任北京市委常委、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、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。
1996年5月，时年82岁的徐运北正式离休。但即便退出了领导岗位，他依然关心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，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。
2018年1月6日，徐运北同志走完了他精彩而传奇的一生，享年104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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